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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水李俊“若闲草堂”之“晓园”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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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闲”,“忙”之对立面也。“忙”意味着迫不得已的情势,所以才有“忙于生计”之说,一如远古时代刀耕火种的先祖们那样,终日疲于捕食和繁衍,仅仅为着生存。曾几何时,开始有人不需要如此忙碌,于是便生了“闲情逸致”,于形上问道,于形下作艺,遂有品位、格调之差异,是为生活之于生存所不同者也!是以,沈春泽(明)在为《长物志》(明/文震亨)作序时才会写道:“夫标榜林壑,品题酒茗,收藏位置图史、杯铛之属,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而品人者,于此观韵焉,才与情焉,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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挹古今清华美妙之气于耳目之前,供我呼吸;罗天地琐杂碎细之物于几席之上,听我指挥;挟日用寒不可衣、饥不可食之器,尊腧拱璧,享轻千金,以寄我之慷慨不平:非有真韵、真才与真情以胜之,其调弗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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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观之,“忙”乃生存之必须,而后有“闲”构成生活之趣味,人类社会的发展理应从生存走向生活,即越来越少的“忙”和越来越多的“闲”。然而,当下的实际却恰恰相反,在生产力远远超越了生存所需之后,现代社会反倒愈发加快了追逐效率的脚步,“闲”似乎成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话题。恐怕就是因为“闲”已经太过奢侈,所以李俊只敢将自己的居所题名为“若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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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闲”者,或曰似闲非闲,或曰忙里偷闲,或曰倘若有闲……无论如何,“若闲”至少表达了一种希冀——生活之为生活的生活方式:起居于爽倩、古洁的庐室间,观花木、水石、禽鱼之秀远、宜趣,品香茗、佳酿之清逸、幽然,赏先人书画之悠远、恬淡;制陶器,以抒怀古之幽思,以铭文化之趣味,以修为人之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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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理想与现实总是有差距的。李俊虽心有“若闲”,却身无“草堂”,栖居之所从早年十余平米的斗室到后来稍有规模的专门工作室都在三四楼上,纵有情怀却难得“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的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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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抱着这份愿景,李俊于三年前访台期间在随笔中写道:“期晓园半亩,便作若闲谷;流水一湾,便是胸中桃园。待闲闻林中鸟蝉鸣,化为一部清鼓吹;流水上闲云几片,方是一幅真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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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遂人愿,归来后不久便喜闻县里在碗窑村后规划了紫陶文化创意园并有幸成为第一批购地修建工坊的制陶人。由此,“若闲草堂”才真正有了一个可“望庚星昴宿,荧荧照室,祥烟瑞霭,郁郁充闾”的所在。因心想事成之感怀,李俊以随笔中提及的“晓园”二字为“若闲草堂”的新居命名,借晨曦初现的意境寄寓美好未来。

园林、居室于文士而言不仅是生存空间,而且更是文化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其主人之品位、格调、性情的物化形式。虽然“晓园”的神态于李俊来说早已成竹在胸,但在现实的经费、建筑材料、施工工艺在限制下要达到理想的效果亦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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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李俊除了亲自绘制草图并反复与工人沟通之外,还不得不走出书房,自始至终在工地上参与施工。“晓园”遵循中国古代“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园治》,明/计成)的造园理念,在传承建水传统民居制式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的地形环境,以综合四合院与走马转阁楼的形式作为总体格局;细节上,从功能出发,在传统园林、民居基本的院、厅、堂、室布局基础上,根据需要增设了陶艺工作坊、罩烧窑、陈列馆等等;建造过程中,相地、立基、屋宇、装折、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无不考究,终成“以小见大”、“移步换景”之效。可谓:“不除庭草留生意,爱养盆鱼识化机。”置身其中,品茗话陶,瞻仰古人的书画、陶器,若闻钟磬余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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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若闲草堂”无意于复刻古人的生活,而不过是以个人体悟的实践方式去追寻传统文化的渊源,之所以如此,大概是由于主人李俊与其所生长的临安古城之间的不解之缘吧!作为历史上滇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临安古城留下了数不胜数的古代文化遗迹,李俊从小就为其中的园林景观、雕梁画栋、碑匾陈设所吸引,自少年时代起便开始临习书画,并时常拜访各地的名家。多年以后,不仅学有所得,而且还收藏了许多书画、陶艺珍品。在这些收藏品中,给李俊启发最大的莫过于陶器。陶器是人类掌握改造自然物内部结构的标志,它的出现是如此地久远,且如此地经久不衰;它广泛地出现在世界各地,并在特定的地方绽放出绚丽多彩的艺术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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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陶就是最早“忙”中出“闲”的长物,它虽未能如瓷那样居庙堂之高而令人瞩目,却在处江湖之远中体现了“忙”与“闲”之间最为本真却又最为含混的关系。恰好,建水的制陶历史也十分悠久,最早可追溯到距今35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后有“宋有青瓷、元有青花、明有釉陶、清有紫陶”之说。作为建水人,李俊自然当以陶为媒,在传承技艺的过程中继续领悟传统文化的精神,探索地方历史文化与民族民间工艺之间的关系,在日常艺与平凡道之间回归生活的本真。在诸多茶叶品种当中,最能与建水陶惺惺相惜的莫过于普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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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独特的制作工艺,普洱茶历久弥香,一壶品质上乘的普洱陈茶回味出的不只是感官上的醇香,而且还蕴含着时间磨练过程中的世事沧桑。为得一款能与“晓园”之闲情情投意合的普洱茶,李俊多次行走滇西南,遍访古树茶山,终得西双版纳易武落水洞古树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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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茶条索均匀,叶张脉络细密,香气纯正悠长,滋味浓厚饱满,口感丰富,渗透力强,柔顺不失刚阳,恰如若闲草堂陶作般无声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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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园”落成,佳茗入杯,月明风清,岂能无知音佳友共赏?踌躇满志间,回想一路同行的亲朋好友,百感交集,特制陶茶以寄感念之情。倾情数月,制成茶器56套,以“偕”为名。宏观而论,寓意和谐盛世,56个民族共创中国梦;肺腑之言,携手乡梓同仁,共筑陶乡梦;个人许愿,与子偕行,憧憬“若闲草堂”的“晓园梦”。每套茶具由春归壶、清风杯、明月杯组成。“春归壶”喻意“若闲草堂”将在春意黯然的季节开启新的篇章,同时也是“晓园”主人李俊回归闲适生活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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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的造型根据茶的特性设计而成,经由全手工制作,在慢工细活中凝聚时光,恰如陈茶般浑厚、温润;壶身圆润大气,壶口略收,满足茶叶在壶内充分舒展和保温性高的要求。壶身一面用彩泥以写意的笔墨刻填迎春或紫藤花,设色典雅,含蓄间不乏春的明艳;另一面书写“晓园春晖”或“晓园迎晖”四字,以应画境。每壶配品茗杯两只,男执清风,女捧明月,清风明月,温暖相伴,是为和也。品茗杯的工艺是李俊在传承建水陶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发展和创新的作品,内有青花上土釉,外有刊刻填泥、无釉磨光,融合了建水陶从元代到现代的所有工艺,在展示建水陶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同时,解决了建水紫陶传统品茗杯吸香、串味、看不了汤色的弱点。一套亲手制作的建水陶茶具、一饼亲身寻于千里之外的落水洞古树茶,陶茶偕行,道德可观,情义可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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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开园专门制作的纪念套也好,日常托物言志的随性之作也好,李俊在陶艺创作中扬弃了贵族时代“文”趣味的外化戒律,借助“道”及“雅”的方式传承上古以来“和”的精神向度。与“文”趣味中的教条化意味相比,作为士大夫阶层趣味标识的“道”,虽然显得更加个人化、自由化、理想化,但同时也背负着强烈的文化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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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俊的作品中,不乏这样一系列看似矛盾却又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的体现,如:在材料工艺方面,先着力于追根溯源,了解建水陶从青瓷到青花、釉陶再到紫陶的方方面面,然后才开始探索新的可能性;在形式与内容方面,始终以“道法自然”为原则,书画随造型走,意趣由情境生,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笔墨方面,至今尚不敢越古法。基于“道”的领悟,李俊的作品自然流露出“雅”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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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传统文人趣味,“雅”是“俗”的对立面,但“雅”也常常因其被概念化地模仿而沦为恶俗,就像沈春泽在为《长物志》作序时说的:“近来富贵家儿与一二庸奴、钝汉,沾沾以好事自命,每经赏鉴,出口便俗,入手便粗,纵极其摩娑护持之情状,其污辱弥甚,遂使真韵、真才、真情之士,相戒不谈风雅。”然而,“相戒不谈风雅”本身岂非另一俗套? “若闲草堂”不仅谈“雅”,而且也谈“俗”,只不过不是审美判断概念的“俗”,而是民俗的“俗”。

甚至,“若闲草堂”本身及其中的生活根本就是民俗的,进了大门就能听到地道的建水方言穿堂过室,走到天井落座可以和主人一起纳凉、品茗,抱着水烟筒听李俊聊建水的历史文化一整天,所谓“室雅人和”莫过于此。于是,传统的“文”、“道”、“雅”在这里与民俗相交,终归于“和”之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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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和”即传承五千年灿烂文明的文化基因,那么地方的民俗则是让这些基因得以生根发芽并盛开出各具风采的艺术之花的水土,最喜“地气”的陶艺尤其如此。毋宁说,李俊的作品正是基于他对家乡的感情、知识以及自身的传统文化修养,自然长成的精神之“和”:在轻描淡写间浮现出“淡艳”的意境,在浓墨重彩下挥洒着“残帖”的任性,在浑然一体中体悟“天人合一”的精神……制陶是技艺,也是修行,当修行成为日常,超越生存目的劳作也就是闲情,道即在平凡的生活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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