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陶街屋檐门坊，古香古色，梦里邹鲁，醉里临安。
踏上石板路，行走在纵横的古巷，邂逅细雨蒙蒙的建水。花开一树，映入眼帘满院芳菲，点点雨滴打落在白墙灰瓦间，飘飘洒洒滋润着世间万物，在汤伍庙，与一位制陶大师刘也涵相遇。
这个北方汉子外表粗犷，却是极富内涵的高学历美术专家，1987年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美术系版画专业，2003年考入中央美术院国画院第三工作室硕士研究生班，2010年创立水陶坊陶艺工作室, 2013年获得云南省陶瓷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2002年，第一次来到建水，走马观花地看了他以为是“上了釉才会那么亮”的紫陶，不以为然地离开了。2008年再次造访建水时，惊喜地发现了紫陶的独特工艺与艺术价值，毅然向太太申请了五万元的启动基金，在建水西庄镇租下了破败多年却空间结构极好的汤伍庙，开始了乐此不疲的紫陶创作生涯和修旧如旧的老宅复原工程。
刘也涵豪爽潇洒。有人奇怪他为何举家南迁，因为很多人会选择留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大都市发展。但刘也涵担心在大都市变得浮躁、变得急功近利，而古朴的建水，让他返璞归真，足迹也踏遍云南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
建水紫陶的特色之一，便是陶上书画的复杂工艺。很多大师在建水紫陶上留下的墨宝，却因为刻填高难度的二次创作搞得韵淡神散，甚至就连大师自己都不敢相认。而刘也涵擅长书画，建水紫陶便成了他的画纸，刻刀成了他的笔。其代表作钟馗、高土、红河谷民族系列、火红年代系列等等，无不彰显其高超的版画和国画的水平。
细细品味他的作品，方可看出这个北方艺术家的细腻情感，看到他对云南的情有独钟。精美流畅的线条，充满浓郁民族特色的图饰，栩栩如生。陶中少女幽立水边，委婉含蓄，娥眉婉转，气息韵致。
刘也涵端着茶、坐在石阶上说，一个制陶者只有热爱生活、懂得生活、感悟生活，才能做出既有工艺水平又有时代气息和文化韵味的陶。
汤伍庙内，清风明月，对酒当歌，红尘未醉，情已不禁。创作时的刘也涵，畅然随性，会变成一位诗人。他说，陶土的质感似美人的肌肤，招人抚摸、亲近。于是便提笔画下一位动人的少数民族姑娘，素色衣裙，带着三分傲然、两分萧索、五分眷恋地看着红尘，观之饶有风趣。原来民族风情与建水紫陶结合，可以这么有情调。
这些作品每件都是精雕细琢，独具匠心之作。出自刘也涵之手的钟馗也别有韵味，衣带飘飘，淡然温厚，闲情田园，怡然自得，一改传统凶神恶煞的形象。在他看来，钟馗的强大源于内心的凛然正气，而非表象的粗犷武力。
在汤伍庙的匆匆岁月中，不知不觉人到中年的刘也涵，捕捉着世间所有的情感，把制陶当做心灵的诉说，一生有陶相伴足矣。对刘也涵而言，一件作品或许就是一种体验、一个惊喜、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故事。
痴迷于紫陶的他，给自己设想了一个制陶者最好的结局：做一个漂亮的紫陶骨灰罐，等待有一天悄然离去，和紫陶埋在一起。
关于“火红的年代”
“火红的年代”系列是刘也涵长期以来最重视，也最重要的创作题材之一。它源于刘也涵上世纪90年代在西北高原采风时，邂逅的扎根在那里的北京知青。生于1965年的刘也涵没有知青生活的体验，因而在其后的创作中常以笔墨倾诉对知青生活的向往，于是就有了作品中对知青群体的关注。
“火红的年代”系列作品以红宝书、绿军装等为符号，简约而又细腻地标注了那个时代的特征。作品里的人物大多是身着绿色军装的女青年，军帽下的小辫、束腰带、红袖章、斜挎包……每一幅画都以细节解读着那个时代的时尚，阐释着那个时代朴素的物质追求。
最为震撼的作品是“火红的年代”系列之九：画面中，昏黄的油灯下是一位手捧红宝书的虔诚、质朴的女知青。这一场景其实是画家和观者的共同创作：印章式阳文红色题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点缀在大块的昏暗背景中，而火炕、土墙等旧物即从大家的记忆和想象中浮现。在笔墨运用上，画作采用昏暗色调，背景处理模糊，人物形象变形，但是每幅作品的细节很清晰：红宝书、宣誓、照镜子、梳辫子、演出……有环境、有生活，这些或许是在暗示时代的断裂、环境的缺失和人物存在的理由。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他的创作在表现手法上既不流于一般，在题材选择上又具有鲜明个性。
